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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園達父 伯牙子期
作者:文|翟顯長  發布日期:2019/11/5 閱讀次數:
周素園先生(資料圖片)
畢節大屯土司莊園(聶宗榮 攝)
  周素園和余達父雖然一漢一彝,卻同為畢節近現代名人。讀周素園的遺作《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》《〈且蘭考〉序》等,讀余達父的遺作《周素園文集敘》《送周澍(素)園南歸》等,再讀《黔西北文史資料5》周平一文章《我的父親周素園》,從中勾勒出他們相識、相知、志同道合、惺惺相惜的大致輪廓,我們不能不被這兩位畢節先賢伯牙子期高山流水、“鐵肩擔道義、妙手著文章”的君子之交深深感動。

  上海訂交
  周素園生于1879年,比余達父小9歲。余達父1890年補畢節縣學生員,成為秀才,6次考舉人不中;周素園1895年到大定府(今大方縣)考取秀才,后來成為貢生。盡管周、余二人都曾拜葛明遠(字子惠,1898年中進士)為師,彼此知名卻并不熟悉——“周君素園,與余同鄉里,少相知,然未相習”(余達父《周素園文集敘》)。“達父少好學,于書無所不讀,務記覽,工詞章,謂青紫可拾芥取,而試則不售。”在《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》中,周素園如此表述余達父的早年志事,既贊賞其博覽群書、工于詞章的過人學養,又惋惜他有志于科舉仕途卻“試則不售”。
  1905年冬,周素園為辦報從貴陽去上海,購買印刷機械、培訓技術工人(見周平一《我的父親周素園》)。1906年春,余達父赴日本留學途經上海,得友人寧居益(本名寧士謙,字益之,又字居益,時亦赴日本留學)介紹,始與周素園訂交,當時余達父36歲,周素園27歲。聞名不如見面,這一次訂交,通過進一步了解,余達父慧眼識才:“始悉平日所聞于里閭稱道素園之學術德業、風骨文章者,其知之固淺也”——畢節當地人盛贊周素園的“學術德業,風骨文章”,知之太淺;“學術德業,風骨文章”之外,還有另一個前途無量的周素園。此前周素園也不只一次想去日本留學,像余達父一樣學習新思想、新知識,努力探求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,卻因生病受阻未能成行——“培藝,邑學廩生,弱冠以文學知名,而極究心時務”(1913年在北京所作《稽勛表冊底稿》自述),“庚子(1900年),憤國變,將東渡考察政治。抵上海,因病沮(阻)。遂廣購留東學生發行之《民報》及諸雜志讀之,愈嘆革命之不可已”(同上)。
  “中東之役,喪師辱國。強鄰環伺,懼陷瓜分。我輩倘不亟謀改良政治以圖救亡,寧再事咬文嚼字耶!”1895年6月,清政府簽訂《馬關條約》的消息傳到畢節,正在大定參加會試的周素園拍案而起,走出八股應試藩籬,“發憤自強”,關注國家命運。其后,周素園曾在畢節、普安等地教書育人,曾到貴陽參加公費留日學生資格考試,卻被留日學生推薦人、曾任禮部尚書的李端棻(因積極參與戊戌維新,以“濫行保舉”罪遣戍新疆,1901年赦歸原籍)聘為助手,經營貴州全省鐵路礦務總公司,發展實業以圖救國。病入膏肓的滿清王朝,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,讓周素園“注重教育以開民智,提倡實力以抗外力”的理想終成泡影。“顧黔處邊遠,交通不便,欲傳播革命思想于多數人,非報紙不為功。乃函勸戚友集股,由滬購印字機回黔,創辦《黔報》,自任撰述,冀以文字徐徐鼓吹。”(《稽勛表冊底稿》自述)1907年8月17日,周素園創辦貴州歷史上第一張報紙《黔報》,由其二哥周培棻負責發行,開展愛國救亡宣傳。1907年10月,周素園等“黔中名士”30人,與革命志士張百麟等發起成立“貴州自治學社”。再后來,他又與張百麟共同籌辦《西南日報》并擔任主編,傳播新思想、新學識,揭露清王朝及貴州社會的黑暗腐敗。
  “余留倭五載為今日法律政治之學,而素園于此時出其緒余,佐黔中大府幕吏書,旁午刀筆駢闐,風發電掣,妥帖排奡(讀“傲”,意即矯健),仍不廢詩酒文讌諸事,聲名藉甚。余聞而嘆其才力發皇,氣象之豐昌,宜致騰達。”(《周素園文集敘》)留學日本的余達父,并不完全了解周素園在省城的所作所為,在欣賞朋友才情膽識并由衷祝愿他飛黃騰達的同時,又擔心他“意氣之飛揚,精神之舒暢”的文章,“或少沉郁頓挫,幽眇奧衍之思致”。

  省城聯袂
  余達父“泛海東渡,留學日本,選肄法政,盡通其奧窔,歸國應廷試,登第矣”。1910年夏天,余達父畢業歸國,經滿清學部試驗后,得中法政科舉人,母親卻溘然長逝,他不得不“奉諱歸里”,為母親守墓半年。1911年9月,四川保路運動爆發,貴州也掀起反對將四國借款建筑貴渝鐵路的斗爭。10月10日,武昌起義成功,湖北宣布獨立;接著,湖南、陜西、云南相繼宣布獨立。11月4日,貴州宣布獨立。“值武漢首戎,黔中應義,盜賊亦乘之蜂起,不得已出而與鄉人維持梓里艱局,被舉為臨時議員。”(1913年余達父所作《與梁某書》)不是同盟會員也不是自治學社成員、與鄉人防盜防賊維持家鄉艱難局面、并未直接參與貴州辛亥革命的余達父,能夠成為省立法院的臨時議員,很可能與平剛、周素園等知交好友的舉薦有關。
  1911年,得知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,周素園等各方代表一行7人冒著生命危險,前往貴州巡撫沈瑜慶處勸其主動交出政權,未果。在各方形勢的推動下,自治學社于11月3日晚發動武裝起義,兵不血刃推翻了清王朝在貴州的統治,11月4日成立“大漢貴州軍政府”,周素園出任行政總理,主持全省民政。
  周素園、余達父兩人再次見面,已經是1912年的正月間。剛剛經歷了革命風暴洗禮“抑塞昂藏”的周素園,與余達父記憶中的“安雅閑適之少年”判若兩人——“壬子正月,余以省議會議員至貴陽,見素園抑塞昂藏,非復六年前安雅閑適之少年矣”。耳聞目睹周素園在貴陽苦心孤詣鞠躬盡瘁的所作所為,余達父轉而高度贊揚其運籌帷幄的德能勤績:“辛亥秋,武昌首義,中原俶擾,素園與諸同志數人于黔中締造經綸,襄成共和,危疑大計,倉猝決定,戈矛蕭墻,禍患肘腋。素園皆所眾所推,而獨任其艱難險巇者,竭數月之心力,黔事亦稍靖矣。”“迨海飛地坼,西南崩裂,共和草昧,氓庶饑隍,是非蜩螗,水深火熱。素園運籌聚米,指示發縱,匕鹵不驚,獨立告成。”
  而社會形勢陡然逆轉,憲政派、地方官紳、團練勢力同貴州自治學社的矛盾不斷激化,導致滇軍應請入黔鎮壓“亂黨”,其情況一如余達父1917年新秋二日所撰《周素園文集敘》所描述:“狡險爭權者陰結假北伐之滇師,襲而覆之,而黔中遂為水火傾軋之域,雖至今弗寧。”在貴陽,面對“黑云壓城城欲摧”的血腥恐怖,周素園和余達父兩個畢節同鄉親密合作同進同退,為捍衛革命成果據理力爭不屈不撓:
  在貴州省立法院,余達父曾根據自己在日本所學法理,“議訂立法行政之權限”,寫成草案:“其時與行政之有方者議訂立法行政之權限,一紙草案,本據法理以成。”(余達父1912年所作《與梁某書》)云南軍閥唐繼堯不僅屠殺革命人士數千人,而且強行將立法院改為省參議會,被選為臨時副議長的余達父堅持行使立法院體制權限,不但不承認非法就職的“偽都督”唐繼堯,還支持周素園指控“以私人名義串借外債、認銷滇鹽事”(周素園《貴州血淚通告書》)的一干權要,“將聲罪致討”(同上)。唐繼堯“不意議員有此膽干,殊驚愕”(見周素園《貴州民黨痛史》),組織誣陷反擊,結果把周素園、余達父和貴州自治學社的議員一并除名——“復有力者忌其鋒芒,必欲龁而去之,終雖不能去,已成冰炭”(《與梁某書》),余達父在正式選舉之日,雖然當選,辭不就任,知難而退,由黔入蜀,短期逗留后也像平剛、周素園一樣流落京滬。

  北京患難
  憲政黨與劉顯世勾結云南軍閥捕殺自治學社會員,周素園被迫逃離貴陽,先取道畢節進入四川,又取道武漢抵達北京。他起草了《致北京政府》《致國務院》《致孫中山》《致袁世凱》等函電通電全國,還寫成《貴州血淚通告書》,組織“貴州冤憤團”,聲討憲政黨勾結滇軍顛覆大漢貴州軍政府的罪行,卻被當局置之不理。袁世凱當政,還將周素園作為利用“冤憤團”謀反的“民黨禍首”,明令通緝。周素園十年亡命,貧病交加,生活上瀕于斷炊,一度幾近精神崩潰。
  從1913年冬到1917年夏冬,余達父寓居北京宣武門一帶,當過律師,任過法政學校教員,卻潦倒失意:“縱有文章驚海內,豈知書劍老風塵”“近來海內為長句,昨日廚中乏短供”(寓居北京所作楹聯)。周素園和余達父,同樣懷才不遇、報國無門的兩個畢節文化人,在北京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
  1913年深秋時節,余達父到北京而周素園匆匆南返,兩人交流不多:“癸丑秋暮,余至京師,素園已辭參議院秘書匆匆將出都門,而余遂羈燕市”;1915年春,周素園再到北京,投靠在“宣南傳舍”賃屋居住的余達父,彼此的交誼進一步加深:“乙卯春初,素園來京師主于余,相聚約百余日,兩人皆濩落無所就,而相得極歡。”當周素園欲返漢皋(武漢)時,余達父曾作29韻五古《送周澍(素)園南歸》,對朋友進行開導和勉勵。詩歌先寫周素園來北京時的酷寒抑郁:“憶君北來時,朔風正鼓蕩。塵埃變晦明,冰雪愁醞釀”“歸作苦寒吟,重裘思挾纊。幾疑宇宙間,否閉長凋喪”;再寫旬月后春暖花開讓人流連忘返:“物類復昭蘇,檗芽盡舒暢。庭草綠侵階,檐藤紅壓帳。棗林花動霞(自注:崇效寺即明棗花寺,有五色牡丹數十株),江亭葦固浪。終日策杖游,芒鞋穿幾緉(雙,用于鞋襪)。”通過對比氣候物象變化實現哲理升華:“始信有乘除,熙和生非妄。俯仰觀物理,人生亦同況。”接下來,詩人寫姜太公、韓信等從不遇到遇、從窮愁潦倒到封侯拜相的傳奇經歷,慨嘆“當其未遇時,潦倒殊無狀。忽際風云會,扶搖層霄上。才略濟當時,事業后人仰。成敗更偶然,富貴來尤儻(倘)。逝者既如斯,聚散今何悵”,鼓勵朋友正視坎坷多一些自信樂觀。開頭的“暮春寒氣消,川原新綠漲。倦客將南歸,對此頗悒怏”,與結尾的“惟有別離情,臨岐轉難忘。珍重贈狂言,謬擬驪駒唱。他時重攜手,一笑真無恙”遙相呼應,讓人情不自禁想起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。
  1916年夏天,袁世凱一命嗚呼,周素園再次來到北京,余達父對其因官場明爭暗斗而“落落無所就”的遭遇感同身受:“時袁氏方斃,政局迭更,士之鱗襲萃都下者不減數千萬人,而素園尤為眾流所歸,然譽之者盛其狷(性情正直,不肯同流合污),而擠之者亦愈力。素園又不肯俯仰隨俗,故終落落無所就,荏苒迄今。”周素園也深深理解余達父作為“北漂一族”的真實困境,對余達父不為五斗米折腰、不與達官貴人同流合污的氣節推崇備至:“達父雅志用世,而兀岸自熹,不屑軟媚合同,折節干進。相識滿機要,汔不獲一當。居北京五年,侘傺南返。”
  滯留北京期間,生平很少作辭賦詩歌的周素園,因懷念“臨產胎不下,入醫院,剖腹生一女,而君竟不起”、葬于湖北漢陽的繼室肖氏,并“窘黨人于亡命,泣名士于新亭。念河山之破碎,況身世之飄零”,寫成騷體《繼室肖君哀詞》,余達父最先得讀,留下評語,將其與晉宋之間潘岳、鮑照文集中的得意之作相提并論:“氣味樸茂,神似晉宋人文字,潘安仁、鮑明遠集中得意之作也。”貴州名舉人、曾任貴州教育總會會長、農商部主事的樂采澄(嘉藻),評價此文“情文并茂”;江西名舉人、曾任貴州巡警道的賀菶生(國昌),評此文曰:“淵雅淳絜(潔),吐納(離)騷(文)選,曩讀君報館文字,痛快淋漓,無不盡之詞;今乃一變其面目,賢者固不可測耶!”同盟會貴州分會會長平少黃(平剛)也高度評價此“哀詞”,認為余、樂二位的評價最到位:“沉吟哀感,動人心魄。余、樂二君之稱譽,允無過情。”
  1917年,余達父“因家難頻仍,不日南旋”。古歷7月2日,周素園“發其文集若干卷、辛亥貴州革命人物志若干卷”,囑余達父為之作序,并且說:“年來患難艱虞中,友朋氣誼之篤、相知之深,無逾君者。”而余達父“讀其文,跡其身世之所歷,而因之有感焉”,為周素園之懷才不遇、報國無門憤慨不平:“素園天姿清妙,綺紈負盛名,乃不得歷金門玉堂,而為諸侯賓客;居開府節帥之幕,條理機要,整刷疵瘼,志意安適,乃不得手一髦、腰一綬,藉攄其干練之才,沛澤生民。”一個像周素園這樣的“干練之才”,身為貴州辛亥革命大功臣卻“不得擁節鉞,據大藩,基峙鼎足,鞏固共和”,“而顛沛流離,轉徙于江漢燕薊間,困頓無幾所復之,此皆極人世之所謂淪落不耦者”,讓余達父同情憐憫,他以類似古人“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,空乏其身”的表述,勉勵摯友走出困境創造人生事業的輝煌:
  “然反觀物之夕植而朝榮,事工之刻日而成就者,其終乃如彼。而艱難盤錯,積累紛繁,淹歷歲月,更經摧折而后巋然為世規模者,其終乃如此。是素園今日之困塞,不特為其事業功名所應紆折經歷之境,亦為學問文章所應紆折經歷之境矣。”
  “君之事業功名之堅苦卓絕,學問文章之沉郁頓挫幽眇奧衍,余方于他日頌之敘之!”
  時民國第五任總統徐世昌欲編纂《清詩匯》(又名《晚晴簃詩匯》),1918年9月,周素園作《致徐又錚》,欲通過陸軍上將徐樹錚向其本家徐世昌推薦余達父所著詩稿。(《素園書牘》紅格本卷九)后來出版的《晚晴簃詩匯》中,雖然沒有收錄余達父的作品,但周素園對余達父詩歌創作才華的欽佩賞識,由此管中窺豹可見一斑。
  寓居北京期間,周素園和余達父同是天涯淪落人,兩人友誼可謂患難之交。余達父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,卻為周素園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質支持與精神鼓勵。

  貴陽任職
  從1918年起,余達父因中風寓居省城,“垂危之際,復中風疾,右手足拘攣不仁,臥蓐三載始倚杖而行”(1931年所作《〈豁然篇〉序》);1921年年底,余達父在大屯被兵匪劫持,“孤身陷賊八十日,轉徙顛連百里間”(《壬戌人日口占·時在仁懷小路鄉》),“家藏書三萬余卷多被盜兵所殘”(《戊辰(1928年)十月筑大灣山莊》),獲救后于古歷4—5月抵達赤水縣、瀘縣,處境困窘之至。是周素園雪中送炭,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
  1922年8月,袁祖銘任貴州省省長,委任周素園為政務廳長兼省府秘書長,周素園便向袁祖銘推薦了余達父。1922年秋,因鄉間兵匪頻仍,余達父“時以法制委員任大理分遷推事,尋刑庭長”(《戊辰人日時園獨酌》自注),攜家人入居貴陽。從“救貧暫出仕,薦作大理遷”(《戊辰人日時園獨酌》)到 “我無活國術,投效請歸田”(同上),前后五六年時間。對余達父這一段任職經歷,后來的省主席王家烈、前清進士楊恩元、省財政廳廳長鄭先辛、省政府秘書長兼民政廳廳長萬宗震、曾任省高等法院首任院長的竇覺蒼、畢節歷史上第一位教育局長蕭吉人(生祥)等,在余達父像贊中如此評價:“東渡扶桑,人稱俊彥。學成歸來,宣勤法院”;“法曹數載,冤屈雪伸”(王家烈);“法理深邃,守正持平”(萬宗震);“學究申(不害)韓(非),辯媲蘇(秦)張(儀)。長才郁郁,以翱以翔”(竇覺蒼);“藹藹余公,先進老成。恥附權貴,耿介性情”(萬宗震)。
  “袁祖銘為貴州省長,余薦達父起家授大理分院推事,未盡其才也。”對推薦余達父到省城任職一事,周素園不無遺憾。而他本人長期寄人籬下,日子也過得并不舒坦。1923年至1924年,周素園寓居上海;1925年,他擺脫袁祖銘等軍閥的控制要挾,回家鄉畢節閉門讀書著述。“余怵于國事之分崩離析,私斗之靡有已時,潔身引退,理亂不聞。”
  就在此時,余達父也萌生了退隱之意,兩人志同道合想將產業合并,卻受地域制約不能如愿以償:“達父浩然有歸志,郵書與余相約,蒔花種竹,彈琴賦詩,攀跡崖壑,流連景光。顧余家城市,達父遺產在大屯,兩人蹤跡固無由合并。蓋以政局波蕩,擾攘頻年,賦斂繁重,盜寇縱橫,林泉樂趣,即之亦渺同天國。”1925年,周素園客居上海(滬)、重慶(渝)期間,曾“兩奉惠書”,收到“達父二兄先生”來信,在《周素園文集·一般函電》內留下了《復余達父函》:“……閏月既望,清吉抵家。又展手翰,歡喜無量……貴陽囂隘,終不足以混高賢。新宅弘敞,老樹參天,何日歸來,當扶杖話舊,逐隊盤桓也。端此奉復。敬頌著綏。培藝頓首。”周素園閱歷豐富,知道省垣官場之險惡“囂隘”,了解“高賢”余達父“雅志用世,而兀岸自熹,不屑軟媚合同,折節干進”的隱者風骨,由衷希望他能回歸大屯莊園故居,與自己“扶杖話舊”同享“林泉樂趣”。
  “益之竟作古人,不獲最后一把握,念之惘然。”(《復余達父函》乙丑)也就在1925年,介紹周、余二人訂交的共同摯友、曾留學日本東京警察學校、東京同盟會會員、貴州自治學社骨干、辛亥革命健將寧士謙撒手塵寰,終年49歲。

  大屯題碑
  1927年10月,余達父辭官歸隱——“去年十月余辭官,不待報(批復),即日首途”(《戊辰十月筑大灣山莊》)。1928年,在大屯故居,余達父“小筑園林當招隱,時攜筆硯校殘書”(同上),潛心著述。同年冬天,余達父為避兵禍前往云南一年有余。從1931年到1933年,在大屯,在畢節城,余達父一邊養病一邊著述,寫成《通雍余氏宗譜》和《且蘭考》等。1934年初春,余達父又舉家遷入貴陽,被國民黨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聘為省政府顧問。次年古歷6月25日,余達父在貴陽南通街寓所逝世,歸葬畢節大屯杉木崗,因頻遭盜墓,數月后不得不遷葬黃金鄉白泥塘高山之巔。
  “故大理分院推事余君達父,既歸告之八年,復匆匆入貴陽。余從友人處聞訊,省政府方禮羅達父,備顧問。越月,得其夫人書,則達父遘疾旅舍,已喪歸矣,且曰:知達父莫如君;葬有日,乞文表其墓。”這是周素園寫作《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》的緣起,余達父如夫人徐立芳信中的一句“知達父莫如君”,概括了兩個畢節文化人的平生交誼。周素園對老朋友的不幸逝世深感悲痛:“達父之復出,蓋達父之不獲已,而竟以是夭其天年,此余所尤深悲達父者。”他親筆題寫在墓碑上的“達父先生墓道 雅道淪亡”10個楷書大字,將失去知音的哀痛表達得深摯動人。
  早治經韻,窮研子史。詞賦詩歌,乃其余事。
  㥞雅堂集,傳之后世。東渡扶桑,習新法制。
  直道彰聞,為代議士。法界任職,時賴有豸。
  惜不大用,溘然長逝。
  摯友平剛所題《余達父像贊》,高度概括了余達父的生平業績。余達父工詩擅文、善書法、喜收藏、能鑒賞,飽學經史,通曉漢語、日語和彝語,既是著名詩人、法學家,又是著名學者、書法家,幾篇像贊對其評價尤高:“讀書萬卷,用宏取精,工書善文,昔擅詩名”(萬宗震);“古藺握晤,令我心傾。言論風采,卓爾不群”,“法律名家,文學泰斗”(鄭先辛);“岳岳余君,鯁直率真。東瀛講學,革命精神”,“深諳政法,尤擅詩文”(王家烈);“生于荒裔而耽于文學……唯留此不朽之精神在平生著作”(楊恩元);“畢山蒼蒼,畢水泱泱。哲人挺生,冠冕鄉邦。其德溫良,其貌端莊”(竇覺蒼)。而在畢節這塊土地上,真正了解、理解、欣賞并推崇余達父的,是周素園。在千字長文《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》中,他不僅記述了余達父的生平事跡詩文著述,預言余達父即將永垂不朽,而且藉余達父的不幸遭遇,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諸多愛國志士的憤懣,表達得文情并茂:
  “其平生著作曰《㥞雅堂詩集》十四卷,曰《罌石精舍文集》四卷,曰《蠖庵拾塵錄》二卷,曰《通雍余氏宗譜》一卷。嗚呼!古之文其墓者,欲有表見其后也。高才碩學如達父,使得志遇時,已尡耀顯赫于天下,固無藉于余文,即今窮愁沒世,而精神意趣,一一寄托于其詩若文。達父之力猶足以致乎不朽。”
  “士負才積學,方自任以天下之重;乃仕既見沮,處又弗寧,荒山野屋之中,求為老農老圃而不可得。綱紀墮廢,廉恥汩亡,豺狼當道,魑魅瞰室,此何如景象!尚為國有人乎?然則,余不暇悲達父而自悲,且以達父之長往為大幸。回面后死,宛轉污濁。噫嘻達父,其亦可以無恨!”

  且蘭留序
  在我們一般人的心目中,彝族同胞可能文化比較落后,不那么開通、開化。而身為彝族社會上層人士、大屯莊園主人、百余年家學第四代傳人的余達父,當年曾告訴周素園,彝族不僅有自己的語言文字,而且有自己的習俗、典禮、譜牒:“夷族土人,不僅自有語言文字,且冠婚喪祭,典禮繁縟,譜牒尤纖悉,必書羊皮,厚楮卷帙盈寸,高可隱人。惜舍耆年、祭司外,無能辨識而誦習。”這一番話引起周素園的格外重視,他不失時機地勉勵余達父發揮自己堪與前賢媲美的著作才能,成就“以漢文翻譯土族舊籍”的“曠世絕業”,余達父不僅深以為然,還有自己的獨特思考并且付諸實際行動:
  “君有著作之才,雕蟲刻篆,前人比肩。倘以漢文翻譯士族舊籍,此曠世絕業也。達父亟是吾言,但謂不限于翻譯。”
  “茲之《且蘭考》,或即彼事之先河,宿草荒蕪,已無能起達父而問之。”
  “倭寇蹈我京畿,國府適應抗戰遷都重慶,于是川、滇、黔邊省形勢一變,而西南少數民族尤引起廣泛之注意。海內政治家、學者、輶軒之往來,朋儔之談論,僉欲征求其文獻,了解其生活。”國難當頭,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,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,1941年,杜門謝客的周素園為余達父遺作《且蘭考》作序,高度評價其意義價值:“余以為研究少數民族問題,得漢族之著作百,不若得土族之著作一;得生存土族之著作十,不若得過去土族之著作一。宏大之寶藏,必有瑰異之發現。他日祭司者亡,土族舊籍之文化,亦將隨之澌滅,豈為土族之不幸,亦或中華民國之損失也。”
  靠余達父如夫人徐立芳苦心孤詣的保存,靠畢節彝族上層人士、阿市土目楊仿巖及時搶救抄錄補注,《且蘭考》得以留傳于世,并在2011年5月作為《國際視野中的貴州人類學·彝學》專著由貴州大學出版社出版。《且蘭考》分《且蘭舊事考》《且蘭考歷代建置考》《歷代世系考》《且蘭歷代建置總表》四個部分,附錄《夷族土司儀禮論》,按周素園先生的認識,“大抵搜輯材料,采摭群言,是為著作家一般之初步工作。”讀《且蘭考》,我們可以知道彝族尤其是西南各省彝族起周訖清的歷史變遷情況,以及諸如諸葛亮南征、傅友德調北征南、奢香內附開龍場九驛、明末奢(崇明)安(邦彥)之亂、清初改土歸流的一些歷史細節……余達父在有生之年,以漢文典籍參照彝族歷史文獻,搜集相關資料并作了不少注解,卻沒能如愿以償完成這部彝學專著,像司馬遷那樣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,實在是莫大的憾事。

  尾聲
  天不假年,余達父64歲不幸病歿,1917年他要為周素園“事業功名之堅苦卓絕,學問文章之沉郁頓挫幽眇奧衍”“他日頌之敘之”的愿望終成泡影。
  余達父逝世一年多后,中國工農紅軍二、六軍團在1936年2月9日進占畢節,時年53歲周素園應邀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,隨賀龍、蕭克、任弼時、王震等長征到達延安,到紅軍大學講授歷史。1937年10月6日,毛澤東親筆給周素園回信,同意他回貴州做統戰工作,還稱贊他“是一個奮斗的人”“是我們的一個十分親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與革命的同志”。離開延安前,周素園遵照毛澤東的囑咐,寫下了自己的自傳。毛澤東讀后感慨地說:“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,今后更輝煌的未來,應該是我執筆來補寫!”
  周素園和余達父,伯牙子期高山流水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當以同懷視之”(清何瓦琴聯語,魯迅曾將其書贈瞿秋白)!余達父泉下有知,應該為周素園這個“萬里共長征,人民事業資匡助;一心服真理,馬列宏謨有會通”(1958年2月周素園逝世后貴州省委挽聯)的畢節同鄉深感驕傲和自豪。(作者系畢節二中教師、資深文化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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